东西问·荐书｜中国茶叶如何塑造欧洲人的生活？

以“物”见史，是近年来全球史写作的重要看点。埃丽卡·拉帕波特的《茶叶与帝国》、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等等，令人们注意到茶叶、棉花和糖，这些日用不觉之物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如今，“物”与全球史的写作又添新作，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授刘勇的新著《中国茶叶与近代欧洲》于202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准星”瞄向了近代欧洲茶叶贸易史与欧洲饮茶习俗史，从中欧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综合研究中国茶叶在近代欧洲的传播轨迹及欧洲饮茶习俗的演变过程。

英国历史学家亨利·霍布豪斯曾指出，有六七种植物改写了人类历史。茶毫无疑问位列其间。

贵定县云雾镇一家茶叶加工坊工人用传统手工方式将“云雾贡茶”揉制成形。瞿宏伦 摄

海上新航路开辟后，中国茶叶在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的潮流中飘向更远的海外，给引入地区送来一种悠香滋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的变革，甚至是世界格局的演化——茶叶全面进入欧洲饮食版图，“下午茶”甚至成为许多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欧洲对茶叶的接受，也引发了对中国瓷器的追捧乃至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茶馆在西欧城镇中不断涌现且门庭若市，构成公共社会生活的重要节点；而茶叶带来的中英两国贸易巨额逆差，勾勒了旧世界格局的不稳定结构，成为英国发起鸦片贸易和侵华战争的伏笔。

可以说，茶叶不仅是一种饮品，还是一条交流纽带，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经济动能，一种政治工具。《中国茶叶与近代欧洲》一书在方法论上，正是以茶叶为轴心，沿着其传播、接受、贸易与消费的链条，串起茶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发展史。这正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范式和总体史观的体现。

本书聚焦茶叶在欧洲的旅程与扎根，介绍了欧洲人对中国茶叶的认知历程，欧洲对华茶叶贸易的历史沿革，欧洲茶叶销售消费过程中的征税、走私、掺假制假、掺混拼配及广告宣传，欧洲人的本土种茶尝试，欧洲饮茶习俗的兴起、发展及其本土化等内容，系统勾勒了一幅16至19世纪茶叶在欧洲的传播、接受、贸易与消费的动态图景，连缀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经济过程与社会文化过程的关系。同时也能看到，中欧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量史实证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并非一些人所认定的停滞不前、与外界隔绝的国家。

图为航拍镜头下的大悟县三里城镇茶叶基地。周鑫 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历史文献的挖掘和使用上颇多用力，充分利用多国语言的外文资料(其中有20多类未刊原始档案及约200种已刊近代文献)展开研究。新材料自然有助于得出新见解，例如，本书考据得出，欧洲最早的茶叶记述是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威尼斯，是威尼斯地方法官拉穆西奥从波斯商人处转述。此时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罗马是欧洲财富、权力和文艺的集大成之地。而真正最早接触到茶叶与茶饮的欧洲人是16世纪初赴东方传教的传教士。将东方茶叶传入欧洲者，是17世纪的荷兰人和英国人。

本书为读者呈现了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譬如，为避免依赖进口，欧洲一度尝试本土种茶，但因地理气候条件无法实现。176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委托瑞印公司船长埃克伯格从中国带回一株活茶苗试植，此后一些英国人、葡萄牙人等尝试种植，均以失败告终。再如，茶叶成为欧洲市场上重要的需求品，还与茶叶广告有密切关系。欧洲茶叶广告宣传方式多样，有店铺标志物宣传、报纸期刊宣传、招贴宣传、传单宣传、海报宣传等。欧洲最早的茶叶广告出现于1658年9月23至30日，是伦敦一家咖啡店主伽威在《政治快讯》上连续一周刊登茶叶销售广告。

12世纪中国宋代诗人陆游诗云：“煎茶清樾下，童子拾堕薪。”18世纪英国诗人约翰·盖伊曾作诗：“晌午仕女晨祷兮，抿吾茶之芬芳。”一缕茶香，将东西方的感官、审美、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经济贸易乃至国运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图景的一个绝佳侧面写照。由此入手理解全球史，是一个新颖而深刻的角度。